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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是晋朝的大致历史背景，不喜欢的可不看，不影响后续的阅读。不过如果看了，会更加深刻的理解东晋这一时期的历史。
一、历史背景：
东周末年，强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国主嬴政自认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号始皇帝。但秦制太苛，以武立国后仍用重典，奴役天下，致民不聊生，汉高祖刘邦趁势斩白蛇起义，秦二世子婴自缚投降。
汉高祖认为秦朝是由暴zheng而亡，又没有诸侯国宗亲辅佐以巩固统治，便承秦制而改其太苛之处，为了优抚百姓，无为而治，改秦实行的郡县制为“郡国并行制”（在地方上继承秦朝的郡县制，同时又分封同姓诸侯王驻守各地，郡国两制并行）导致各王国权力逐渐增大，景帝无奈削藩后又平定七国之乱，才初步削弱了王国的势力。武帝趁改制时夺去大批王侯的爵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似乎重德轻刑，实际却是“儒表法里”，并参照儒家标准，用孝廉制选拔人才，宗族乡党的评定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依据，这使拥有经济实力又掌握政权的世家门阀渐起。
后汉自章帝起皇帝连续绝嗣，和、殇、安、顺、冲、质、桓、灵、献九帝都是孩童继位，年龄最大的桓帝才十五岁，最小的殇帝仅诞生百余天，平均年龄不足九岁，皇权逐渐旁落于后族、外戚手中，皇权大大被削弱架空。皇权在一次次轮换中，神圣性和威严性逐渐消失。东汉中期，朝堂中外戚、宦官及后来与党人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土地兼并、赋税徭役和阶级矛盾加剧，各族人民苦不堪言。至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民不聊生，朝廷无力镇压黄巾起义，地方势力在应邀围剿时乘机扩充军队，拥兵自重，形成了群雄割据混战的局面，地方名士控制了察举大权，察举征辟制的弊端不断显露出来。连续几十年的内战，黄淮流域杀戮惨烈，人民逃亡，经济破败，东汉名存实亡。
魏、蜀、吴三分天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东征西讨，奠定了曹氏势力的基础，曹操用人注重实际才能，有意取消门阀，虽然不论出身、不拘一格选拔了济济人才，但遭到各大势力、世家的反对，终于没能登基称帝。随着士族豪强势力的日益发展并逐步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导地位，其子魏文帝曹丕不得不采用凭门第出身选官的九品制拉拢世家。曹氏代刘汉而建立曹魏，但士族门阀也逐渐控制了人才的录用。
河内司马氏，在曹魏时期即世代为官，其中具有政治及军事才略的司马懿在抵御蜀汉及平定辽东过程中成为了魏国重臣，司马氏逐渐夺取政权开始专zheng。司马昭灭蜀后称晋王。司马氏集团用阴养的三千死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夺取政权。随后，大开杀戒。起兵谋反者，杀；持不同zheng见者，杀；看不惯现状者，杀；发不同声音者，杀。格杀无论，决不心慈手软，砍头的刀刃都卷了。当时的名士或是曹氏集团的亲信如何晏、邓飏、毕轨、丁谧、王凌、夏侯玄、诸葛诞、张华、嵇康等，皆为“刀下鬼”。虐政屠刀之下，血沃大地，天下名士一时减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目的就是为了扫除称帝路上的一切障碍。从此，天下太平，一潭死水，人们噤若寒蝉，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正当司马昭准备黄袍加身改朝换代时，却一命呜呼。同年年底，傀儡皇帝曹奂（曹操之孙）被废，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正式称帝，国号“晋”，“魏”灭亡。而在四十五年之前，曹操之子曹丕胁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宣布魏朝的成立。司马炎平定刘猛叛乱、西北之乱，孙吴灭亡后三国时期结束。他为防被权臣篡政，将大批宗室封王，并给其兵权，在统一中原后又以为天下无事，遂将州郡的守卫撤除并与民生息，使边境的胡族大量徙居至中原。而其本想以九品之制反对地方郡姓对选举的操作，但其设立的考官“中正”皆系势族出身，因此门阀逐渐壮大，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使门阀世家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权，形成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
“聪明神武，明达善断”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废魏元帝开创晋王朝后，“极意声色，嗜于宴乐”。为了给自已选用美女，曾诏令天下“禁嫁取”一年，让晋国所有的女人，留在家里，供他千挑万选。导致荒淫不堪，享乐、嗜酒过度后生下了弱智的晋惠帝司马衷。曾参与镇压淮南二叛和弑杀魏帝曹髦（读作毛）而身居要职的贾充，在官场斗争中为了活命，将面丑心恶的女儿贾南风嫁给太子司马衷。荒淫无度的司马炎病重时，司马炎皇后的父亲杨骏将其软禁并与武悼皇后篡改诏书，自封显位。司马衷称帝后，皇后贾南风善妒狠毒、yin欲无度，为了掌握朝政、巩固自己的地位，接连诛杀了执政严酷且刚愎自用的辅政大臣杨骏、太保卫灌、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等一大批权臣异己。贾南风的“暴戾”和“专zhi天下”及废杀太子的奸谋，引起司马氏宗室诸王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赵王司马伦等人起兵讨伐并诛杀贾南风后，为了皇位引发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晋朝宗室之间也开始了互相残杀。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刘渊自称汉王，成为“五胡乱华”的开始，此后各胡人趁机纷纷起兵犯我中原，天下开始大乱，晋人遭亡族之灾，损失近半，大量人口南迁，北方开始荒凉。从此，我国的经济中心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大一统的中国，陷入了三百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晋皇族后裔琅琊王司马睿在贾后时期无兵无权，为避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方针，尽量避免卷入斗争的旋涡。在洛阳，司马睿与出身于北方头等士族的琅邪王氏王导结交密切，在王导的建议下渡江至建邺，并且极力结交江东大族。贪婪残暴、荒淫腐朽的西晋司马皇室被胡人亡国后，皇室贵族们狼狈不堪地逃到南方。司马睿在建邺（称帝后改称建康，即南京）称帝，史称东晋。
东晋开国皇帝，元帝司马睿南渡后在皇族中声望不够，势力单薄，得不到南北士族的支持，只能依靠世家王导，以皇权退却为条件，317年建立了东晋王朝。这也导致皇权对于朝臣及文人的控制，比以往的任何王朝都要松懈。甚至为了抵抗外敌，聚集民心士气，皇帝不惜下放皇帝的专有权力，与朝臣分享。所以才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东晋初年主弱臣强，门阀世族握有军权，盘据外藩，司马氏为代表的中央皇朝几乎无兵可用。大权旁落引起司马睿极大的不满，他引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为心腹，推行“以法御下”政策，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试图压制王氏权势，导致与琅玡王氏的关系日趋紧张，从而使皇权与门阀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素有野心的王敦以诛刘隗为名，在武昌起兵，攻入建康，杀戴渊等，王敦自己为自己加官进爵。晋元帝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时，召姿容俊美、善谈玄理的名士庾亮任西曹掾，司马睿后聘娶庾亮之妹庾文君为世子（司马绍）妃。庾亮在东宫侍讲时与司马绍结为布衣之交。
东晋第二位皇帝，明帝司马绍322年即位（明帝的六弟是简文帝司马昱）后，大赦天下。平定王敦的叛乱，停止对于王敦党羽的追究，为安定皇帝的权威全力重用王导，并且与世族保持和谐的态度，成功对“王敦之乱”作出善后。庾亮、庾冰、庾翼是晋明帝皇后庾文君的兄弟，皇后生晋成帝、晋康帝，庾氏渐掌权柄，庾亮历任元帝、明帝、成帝三朝重臣。
东晋第三位皇帝，明帝长子，成帝司马衍。325年即位后由于年幼，由母亲庾太后临朝，庾亮与王导、温峤、卞壸、司马羡、郗鉴、陆晔七人辅政，但政事实际都由庾亮决断，他依法断事，因而大失人心，镇守历阳的大将苏峻和镇守荆州的陶侃对庚亮的专权极为不满。最终造成了苏峻之乱。庾亮意图北伐，后忧闷成疾逝世。由于褚家褚裒（读作抔或包）声名远播，门第高贵，晋成帝为弟弟琅琊王司马岳选妃的时候，褚蒜子被聘为琅琊王妃。褚裒成为皇亲，出任豫章太守之职。以文章德行著称的何充年少时便与王导友善，很早就担任显要官职。王导、庾亮一起向晋成帝推荐何充，于是担任显要官职。
东晋第四位皇帝，明帝司马绍子，成帝司马衍胞弟，康帝司马岳。由权臣庾冰与庾翼力主之故于342年即位。晋成帝司马衍病重时，两个儿子司马丕司马奕只有几岁。成帝的舅舅庾冰以国危子弱的名义，力劝成帝立长君。成帝遂留下遗诏，命胞弟琅琊王司马岳继承自己的皇位。司马岳重用庾冰、庾翼，防范北方后赵国君石虎的南下。两年后司马岳重病时还没有指定嗣君，大臣们遥问带兵在外的庾冰、庾翼两人，两庾认为应当立年龄大些的皇室成员会稽王司马昱为嗣君，以确保自己以新帝舅父身份继续执政的目的。而中书监何充却建议立时仅两岁的司马岳长子司马聃为太子，并得到不少人的附和。两庾在外鞭长莫及，在朝大臣终于册立司马聃为太子。司马岳一门帝气已尽，曾经私欲胜过理智的司马岳，想自己一门子孙永久嗣帝的幻想很快破灭。
东晋第五位皇帝，康帝子，穆帝司马聃344年即位时还是个婴儿，由其母褚太后掌政、何充辅政。然咸康末年王导、庾亮相继而卒后，一直是王导外甥何充与庾亮弟庾冰夹辅王室，而冰弟庾翼镇荆州，既互相合作、又彼此抗衡。穆帝即位两月之后庾冰即卒，次年庾翼卒。此数人去世后，元老名臣所余无几，而王庾二族亦无足以继承世业的子弟，不得已之下，何充于庾翼卒后调整朝局，以桓温代庾翼镇荆州，用桓温驱逐了庾氏势力，与先已镇徐州的皇太后父褚裒分居上下游要镇，而于中枢提拔夙负盛名的名士殷浩。不久何充即去世，代之辅政的是蔡谟与元帝幼子会稽王司马昱，司马昱继承了何充留下的格局，但是与何充略有不同的是，来自上游桓温的压力此时已经比较明显，故司马昱要倚任殷浩甚至褚裒来对抗桓温。然永和人物论雄才大略实无过于桓温者，殷、褚清名甚盛，但均无实际才干，司马昱本人被谢安评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亦可知其政治才华何如。朝廷以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五州诸军事，委以北伐重任，以此抗衡桓温。结果殷浩大败而回，桓温遂掌大权。随着桓温实力增加与威望上升，中枢诸人迟早将无力与之对抗，这是何充甚至司马昱都没有想到的。因而永和一朝的政局，于安定中寓危机，于风雅中寓凶险，虽不见刀光剑影，政治斗争却十分激烈。穆帝在位期间东晋派褚裒虽然北伐失败，但是由于桓温消灭了在四川立国的成汉，并夺回洛阳，但东晋的版图仍然有所扩大。穆帝永和年间是东晋一朝比较安定的时期，内外门阀士族相维相制，北方后赵浸衰以至分裂，无力南图，因而形成了“中外无事十有余年”的大环境，因而名士风流、清言隽永，就成了永和之政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主要主持朝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和扬州刺史殷浩，都以能清言著称，而司马昱最为信重的“入室之宾”刘惔与太原王濛，更是一代名士之宗。
东晋第六位皇帝，成帝子，穆帝堂兄，哀帝司马丕。哀帝本应继（成帝）司马衍之位，但由于权臣庾冰的反对而无法即位。在穆帝司马聃病逝无子后，361年由禇太后立琅琊王司马丕为皇帝，但因大将桓温当国，哀帝形同傀儡。哀帝即位不久就迷上了长生术，按照道士传授的长生法，断榖、服长生不老之药，结果哀帝服药后药性大发而不能听政，遂由褚太后再次临朝。
东晋第七位皇帝，成帝子、哀帝同母弟，废帝司马奕于365年即位。桓温掌握朝政，且桓温也有意废掉司马奕自即位为皇帝，在位5年被大将军桓温废为东海王，又贬为海西公，迁居吴县。之后司马奕心灰意冷，提心吊胆、苟且偷生，沉迷于酒色至死。桓温改立新帝后，开始陷害一些政见与他不合的皇族和大臣，将殷、庾两大强族的势力削除殆尽。
东晋第八位皇帝，元帝少子，简文帝司马昱。371年十一月己酉日被桓温拥立为帝，完全听命于桓温。东晋自司马睿开国江左以来，一直处于士族门阀的轮流支配之下，形成门阀政治的格局，而除了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稍有作为以外，其他皇帝都是几乎傀儡般的存在。到了简文帝司马昱时，这种皇权不振、士族专权的局面更达到极点，桓温完全掌控了朝廷大政，连谢安都视其为“君”，史称“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第二年七月司马昱得了重病，连发四诏催促尚居姑孰的桓温入朝辅政，桓温故意推辞，简文帝遂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说：“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此时的晋朝国运可以说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因为桓温完全可以凭借简文帝遗诏而篡晋自立，这是其他士族所不愿看到的。出身太原王氏的侍中王坦之迫简文帝同意将遗诏改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诸葛亮）、王丞相（王导）故事。”就在晋室命悬一线、不绝如缕的关键时刻，各家士族门阀联手阻止了桓温篡晋的阴谋，确保了司马曜的顺利即位及东晋王朝的延续。桓温原本指望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前禅位于他，或自己摄理朝政，但大失所望，于是拒绝入朝，直至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二月才到建康朝见孝武帝，并带兵入朝。群臣惊慌失措，由于侍中王坦之、吏部尚书谢安应付自如，恒温才没有发难，晋朝得以安宁。三月，桓温退兵。七月，恒温在姑孰病死。
东晋第九位皇帝，简文帝司马昱三子，孝武帝司马曜，母亲是孝武文太后李陵容。372年即位。即位初期由从嫂崇德太后褚蒜子临朝听政。14岁时（376）开始亲政，实权由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掌握。即位时期由于税赋改革与谢安当国，被称为东晋末年的复兴。司马曜是汉族王朝第一个公开信佛的皇帝。谢安当权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可靠的军事力量支撑。由于对内要防范仍在荆州盘踞的桓冲势力，对外要对付日益强盛的前秦政权，谢安推举自己的侄儿谢玄为兖州刺史、徐州刺史，驻节北府（今江苏镇江）。谢玄招募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洛及孙无终等骁将，整合他们麾下以流民为主的军队，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北府兵”，这不仅是巩固了陈郡谢氏的势力，更为江左华夏政权的存续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太元八年（383）七月，“五胡十六国”中的“（前）秦”（宣昭帝）苻坚，兵发90万大军南下灭晋，谢安等指挥8万晋军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谢安死后司马曜利用士族门阀人才断层的空档期，致力于冲破门阀政治的格局，恢复司马氏皇权，遂以其弟司马道子代替谢安执政，并成为东晋开国江左以来最有权力的君主。但司马道子当国，以及孝武帝嗜酒成性，优柔寡断，导致东晋政局再度陷入混乱。396年九月庚申司马昱被宠妃张贵人杀死。
东晋第十位皇帝，孝武帝司马曜长子，安帝司马德宗。第一次在位是397~403年，第二次在位是404年~终。安帝继位时，东晋皇帝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朝外许多将军实际上自立，不受君命，朝内的权力也往往落在大臣手中。安帝的智力有点问题，说话不太利索，连冬天与夏天的区别都认不出来，因此朝廷的权力实际上完全由当朝大臣掌握。安帝初期朝廷政策主要由（会稽王）司马道子主持。隆安元年（397年），尚书仆射王国宝、建威将军王绪倚仗当权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图谋削弱各方镇，引起青、兖二州刺史王恭不满而起兵，桓玄遂怂恿荆州刺史殷仲堪响应王恭，朝廷畏惧，故杀王国宝、王绪以息事宁人。隆安二年（398年），桓玄向朝廷求为广州刺史，司马道子任命其为督交、广二州军事、广州刺史，桓玄受命后却不到职。豫州刺史庾楷又因不满其辖区被割予江州，因此以讨伐司马道子心腹谯王司马尚之、江州刺史王愉的借口再度举兵，更联同了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温之子桓玄及南郡相杨佺期，并再推王恭为盟主。司马元显受命为征讨都督、假节，统率王珣、谢琰、司马尚之等对抗，王恭因其北府兵出身的部将刘牢之叛归朝廷而兵败被杀，桓玄等人退兵。朝廷为表安抚，乃任命各人官职，而以桓玄为江州刺史（首府浔阳，今江西九江）。桓玄、殷仲堪、杨佺期等三人惧怕朝廷讨伐，虽然相互间已生猜忌之心，但不得不合作自保，因此于浔阳正式结盟，桓玄因其家世声望而被推为盟主，遂更加骄傲。当时东晋的局势，朝廷内有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相继专权，外有桓玄等三人与刘牢之、司马尚之割据，而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南一带，更为变民孙恩盘踞，国内大乱。隆安三年（399年），桓玄消灭荆州刺史（首府江陵，今湖北江陵）殷仲堪、雍州刺史（首府襄阳，今湖北襄阳）杨佺期二人势力，尽占长江中游一带。400年孙恩从海岛登陆进攻会稽，401年攻浃口、临海、广陵，晋军多次战败。朝廷不得已乃任命桓玄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后将军、荆、江二州刺史、假节。402年孙恩封锁建康，城内饥荒。东晋在暂时压制孙恩的势力后，权臣司马元显决定铲除桓玄，以手握晋军精锐北府兵的将领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出兵讨伐，然而刘牢之唯恐消灭桓玄后，不能被司马元显所容，又打算假借桓玄的力量以除掉当政者，自己再趁机夺权，因此不战而降。桓玄遂顺利东下，进入建康，杀司马元显。不久，并解除刘牢之的兵权，刘牢之因此意图叛变，事败自缢。桓玄更矫诏以任命自己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领豫州刺史，完全掌控国政，随即又接连诛杀北府将领，以铲除其势力。402年安帝亲征桓玄，但数次战败。桓玄自封为丞相、太尉。同年孙恩为临海太守辛景所败，自杀身亡。403年（402年十二月庚申）桓玄杀司马道子，从此成为东晋的主宰者。他于同年秋又自号楚王、大将军，随即篡位，改国号为“楚”，史称“桓楚”，贬安帝为平固王。以北府旧将刘裕为首的数名将领举兵讨伐桓玄，桓玄军队大败。桓玄挟安帝逃往江陵，安帝复辟为皇帝。但6月桓玄的将军桓振攻陷江陵，安帝又被俘。409年刘裕开始北伐，攻南燕，屡战屡胜，南燕灭亡。广州刺史卢循反叛后在交州被刺史杜慧度杀死。刘裕在朝中独掌大权，排挤和迫害与他不和的大臣，矫安帝诏以令外地刺史。
晋朝（东晋）末代皇帝，孝武帝司马曜子、安帝司马德宗弟，恭帝司马德文。418~420年在位。桓玄之乱后，刘裕当政。司马德文知道刘裕有篡位与杀害（安帝）司马德宗的企图，并且由于安帝本身的智力问题，司马德文便随侍于安帝左右。但是，一次司马德文因病出宫，安帝终被刘裕派人杀害。刘裕本人有意称帝，但由于图谶所言“昌明（孝武帝）之后有二帝”，于是刘裕为符合图谶所言，便于418年改立司马德文为皇帝。公元420年六月，刘裕逼恭帝禅位与他。恭帝强颜欢笑，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还说如果没有刘裕，晋朝早就灭亡了，是刘裕让晋朝又多延续了十几年，自己让位是心甘情愿的。然后自已按要求抄下诏书，宣布退位，晋朝（东晋）灭亡。于是刘裕称帝，改国号为“宋”。我国进入南北朝时期。之后，司马德文被封为零陵王，421年九月被刘裕派人杀死。
晋朝至此灭亡，被刘裕建立的宋朝（刘宋）取代，与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的北魏，形成更加分裂混乱的南北朝时期。
二、文化背景：
司马昭为了夺取曹家天下，大开杀戒，天下名士一时减半。所谓的名士为了保全一条性命，接受了这血淋淋的事实和教训，也都变得乖巧、聪明起来。阮籍似乎走得更远，他不仅抛却了儒家济世的热情和理想，而且把内心的各种想法遮蔽起来，寻找精神的另一个寄托，从此“尤好庄、老”，他哭之于途穷，托之于酒酣，寄之于清谈，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他和王戎交觞酬酢高谈阔论，“必日夕而返”，然而却始终守住一个底线：“口不臧否人物”。可司马氏集团对他还是不放心，钟会曾几次问以时事，他皆以酣醉获免，摆脱了被人构陷、杀头的危机。又因为他是诗人，不能不写诗，即使写诗，虽多感慨之词，却也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苦心孤诣地隐晦曲折着，“百世下难以情测”，让人觉得托寄遥远而难以抓住他的“辫子”。有人倒下了，有人屈膝了，有人退隐了，有人摇身一变青云直上了，他永远没有了志趣相投的朋友，“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
魏晋时代政治黑暗，官场险恶，以谋权篡位或翦除异己为目标的宫廷斗争往往伴随着血腥的屠杀。一般文人情知国事不可为，不敢奢望修齐治平兼济天下，为全身远祸苟且偷安，只得逃避现实，缄口不谈时政。于是皈依老庄谈玄究理，到玄虚哲学中去寻找精神慰藉，配合以服药酗酒散发扪虱等颓废行为，一时蔚然成风，这便是魏晋风度。“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贼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从此，“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一去不返，谈玄之风却日盛一日，一炷香，一盏清茶，一杯醇酒，便可以海阔天空地谈论不休。由东汉的清议，月旦人物，评议时政，到魏晋的清谈，寄托心神于老庄，企图超脱俗世，对人生作哲学式的思考，以安放躁动不安的灵魂。《魏氏春秋》里说，当时清谈的名士中以阮咸为首，王戎次之，可见王戎的影响力。在风景优美的竹林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饮酒清谈，讨论《周易》、《老庄》，探寻万物本始的“至理”，以明自然之性，以定惑网之迷，遂成时髦与风气。有时行为也表现为一种浪漫主义。比如，刘伶以驴车载酒，车到那里喝到那里，并叮嘱跟随的仆人：“死便埋我”。还有嵇康，一双拿惯了毛笔的手，弹琴的手，却要抡起锤子去锻铁。究竟为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却是因为“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其中痛苦是无须讳言的。
东晋渡江以后，“建康成为玄学的中心。”南迁的北方僧侣或以佛理入玄言，或用道家的无为解释佛家的涅槃，与玄学相唱和。“孙绰作《道贤论》，以两晋七僧与竹林七贤相比拟，正是佛玄结合的证明”（翦伯赞语）。同时因为佛教“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一时大为盛行。在东晋名士的清谈席上，我们可以经常地看到僧侣晃动的秃顶和活跃的身影。这些和尚既有学问，谈吐又不俗，以三寸不烂之舌，曾经折服了多少名士与权贵。他们游于朱门，如游蓬户，进进出出是极其随便的。从此，“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至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当时的一种真实写照。
王羲之的从伯父王导曾为东晋宰相，另一位从伯父王敦则是东晋的军事重镇。然而，他们又都是南渡以后当时的清谈名家。琅琊王氏除了王戎、王导、王敦，还有唯谈老庄，口中雌黄的王衍，善于品评人物的王澄，他们既位居要津，又大名鼎鼎，被天下人目之为“琳琅串玉。”一串，都是琅琊王氏人物，而不是一、二个，影响力就大了，一个时期的社会舆论大权就被他们操纵了。曾几何时，宰相府第成了清谈盛会的集合之地，权贵、名士、高朋、谈客盈门，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按照当时的习惯，谈论时一方为主，叙述自己的意见，称之为“通”；另一方为宾，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之为“难”。客主无间，一来一往，旁听者随之渐入佳境而可以废寝忘食。每逢理会之间，要妙之际，就有听众绝倒于坐。比如卫玠之语议，王澄“前后三闻，为之三倒。”
东晋建立的同时，北方内迁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割据政权，而东晋皇族受南方腐朽世家的影响，奢侈腐化，偏安半壁，不思进取，甘于南北对峙。同时东晋皇室又积极协调江南世家与南渡世家的关系，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安抚北方南迁的流民，随后江南地区生活安定，荆扬晏安，户口殷实，但拥有极多特权的南北官僚、世家肆意占夺人口和土地，依仗权势封山占水，使地方割据势力强大。
汉末至魏晋是华夏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最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盖因群雄割剧，战乱连年，政权更迭频繁，各种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统治者忙于轮翻做东，放松了对百姓思想的禁锢，所以个性张扬、不为世俗所累、崇尚自然的魏晋名士所代表的魏晋风度，是这段血腥、沉重历史的华丽变种，是几千年来文人雅士穷其一生追逐的精神桃花源。而国力衰弱，政治恶化，名士少有全者，这些混乱而痛苦的事实，生硬地刺痛着晋人的思想，使人思治而不得，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越来越多的名士在无望中选择了叛逆，他们佯狂而避世，在清醒与沉醉里优游，在痛苦和癫狂里迷失，谱写着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的豪迈与不羁，于是就有了所谓放浪形骸般的“魏晋风流”：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纵酒放达，脱衣裸形，甚至男人女化，涂脂抹粉，服妇人之服，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扪虱而谈，这种逃避现实的高雅举动是很多名士的选择和追求，这是他们洁身自好的最好途径。
但真正能体现魏晋风流的，是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的言行，是崇尚洒脱自然、风流倜傥、唯美优雅的举止，是对亲友的深情及对生命转瞬即逝的感伤，更是一种对文化的怀疑和避世的无奈，及保持心灵纯净的愿望和追求超越世俗的生活、盼望回归自然的想法。他们崇尚自然，喜欢雅致的生活，以吟诗作赋、听琴绘画、邀游玩赏、谈玄说怪为生。雅集，谈玄，清议，书法，音乐，琴棋，绘画，傅粉，服散，畅饮，女装癖，人们叛经离道，不拘俗礼，此时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形式的妍美。他们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内心旷达，形迹放浪，风流自赏，纵意狂歌，也向往着理想中的桃花源：无君无臣，无忧无虑，自耕自织，不务世事，以此表露着对传统礼教和腐朽文化的不满。老庄认为自然纯真、本性质朴就是美，而儒家在这个动luan的年代已经无法成为社会的规范和主流，可也不能完全从世人的思想里消失，于是就突破了独尊儒术，又结合了佛家道教，有了“援道入儒，儒道合流”的玄学。为了填补精神空白，专谈《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的清谈风行，托杯玄胜，远咏庄老。自东汉礼教衰败以来就一蹶不振的儒家思想，终于彻底被道家思想击败，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最特殊的一个时代：道家治天下的两晋时期。
注：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既不叫“九品官人法”，也不叫“九品中正制”，而是习称为“九品之制”或简称为“九品”。到了唐代，杜佑始将“九品”与“中正”顺序连称，由此开启了“九品中正制”这一称谓的先河，所以在魏晋时期，是没有“九品中正制”这一名称的。
发上来之后才发现，被和谐的词语太多了，只好重新修改，用拼音代替了！